北京：垃圾分类一周年 我们的生活有何改变？

  垃圾分类一周年 我们的生活有何改变？

西城区大乘巷教师宿舍院垃圾分类指导员崔湘文。

紫芳园四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

新怡家园小区旧衣物回收箱。

张淑芳家的分类垃圾桶。

新怡家园小区智能垃圾桶。

  过去一年间，家住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的赵兵给家人定了条规矩，每天做的饭尽量“光盘”，垃圾不分类不许出家门；在东城区新怡家园，居民张淑芳家里添了踩踏开盖的厨余垃圾桶，孙女说这么扔垃圾就不用弯腰了；丰台区紫芳园四区，居民王女士在扔垃圾时被女儿拦下，“老师说玉米核不是厨余垃圾，是其他垃圾”，女儿这样告诉她。

  垃圾分类正在一点点改变着北京人的生活。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满一周年。据北京市城管委统计，目前北京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98%，参与率达到90%、准确投放率在85%左右。与《条例》实施前相比，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增长了11.6倍，可回收物分出量增长了46%。

  不过，《条例》实施一周年并非终点，北京垃圾治理正迎来新的开始。

  改变的生活习惯

  从去年5月1日北京实施垃圾分类新规至今，74岁的张淑芳改变了不少生活习惯。

  每天早上8点，她都会挎上买菜用的布袋，提着已经分类装袋的厨余、其他垃圾和快递盒下楼。出门买菜时顺带扔垃圾，是她多年的习惯，不同的是，现在她会将垃圾分类。

  “厨余和其他垃圾有专门的垃圾桶，可回收物用塑料袋装，有害垃圾少，就放在铁盒里。为了让我和老伴儿少弯腰，孙女还专门买了踩踏开盖的厨余垃圾桶。”张淑芳说。

  楼道门前就有一组垃圾桶站，张淑芳拉动桶盖上方的吊绳打开垃圾桶，把垃圾投入对应的桶内。偶尔她也会到小区东侧的智能垃圾桶站扔垃圾赚积分，可以换取肥皂、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如今，她的积分卡上已经积累了两千多分。

  随着垃圾分类的推进，更多变化出现在人们身边。

  去菜市场买菜时，张淑芳发现一次性塑料袋不再免费，地上的烂菜叶子收拾干净了，菜场、超市里多了分类垃圾桶，墙上还贴着垃圾分类的提示。

  丰台区紫芳园四区换了新的分类垃圾桶，还增加了指导员和志愿者，看守桶站、分拣垃圾。居民贾女士回忆，一到夏天就蚊虫乱飞的场景不见了，有时，附近小学的学生还会来小区当志愿者。

  “现在小区里垃圾分类的气氛已经很浓了，这是件利民的好事，真做起来也没有很重的负担。居住环境变好了，我觉得值。”贾女士说。

  一年来，家住西直门南小街129号楼的退休教师赵兵已经和家人养成了“光盘”的习惯，家里的厨余垃圾比从前减少了将近一半。有时小孙女吃完了饭会问：“奶奶，我今天又‘光盘’了，棒不棒？”每次赵兵都会夸一夸小孙女。

  赵兵觉得，垃圾分类虽然事情很小，但不能因为事小就不作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垃圾分类做好了也是金山银山。”

  据北京市城管委统计，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一年来，全市已创建835个示范小区、村，约占小区、村总数的5%。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从《条例》实施前的1.41%提高并稳定在20%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7.5%。

  守垃圾桶的人

  垃圾分类新规实施以来，北京在全市范围开展了“桶前值守”行动，桶前指导员承担指导、监督居民源头分类职责，是社区垃圾分类第一道关口的“把关人”。

  每天早晨7点，三名垃圾分类指导员总会准时出现在西城区大乘巷教师宿舍院的垃圾桶站旁。他们在衣袖上别着绿袖标，看到有人提着垃圾袋走来，他们就上前接过来检查，并对没有正确分类的居民委婉地“唠叨”上几句。

  今年78岁的崔湘文是教师宿舍院的老住户，也是这个社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虽然5年前已搬到大兴区居住，如今几乎每天早晨7点到9点，他仍自愿来到教师宿舍院值守垃圾桶站。“我在这里住了近30年，对这里有特殊的感情。”崔湘文说。

  1996年，大乘巷教师宿舍院成为北京最早试点垃圾分类的社区之一。而崔湘文，更成为大乘巷教师宿舍院乃至北京垃圾分类发展的见证者。

  当年，社区的一位老师把国外垃圾分类的经验介绍进教师宿舍院，那年12月，社区几名退休教师在家委会门口的小黑板上写下了《致居民的一封信》，号召居民分类投放垃圾。最初，社区买来3个大垃圾桶，贴上不同标识，分别投放可回收垃圾、塑料泡沫和废旧金属，这成为教师宿舍院垃圾分类的起点，至今25年未曾间断。

  2006年，崔湘文担任社区家委会主任，从那时起，他开始参与指导居民垃圾分类，至今已有15年。

  “退休以后接着做垃圾分类指导员，让我觉得有事可做，对自己也是教育和促进。”崔湘文说，只要他们站在桶边，就能起到监督效果。

  守护垃圾桶的除了桶前指导员，还有环保社会组织。

  唐莹莹是石景山区一家环保社会组织的负责人，自2018年从大学辞去工作后，她便以全职身份投入环保领域。在她看来，社会组织能够弥补社区垃圾治理的短板。

  “垃圾分类是一个制度硬约束和文化软约束有机结合的过程，很多社区希望把垃圾分类做好，但由于自身力量薄弱、没有掌握方法、缺少经济能力等原因，‘接不住政策’，社会组织能够助社区‘一臂之力’。”

  唐莹莹说，现在不少环保社会组织已在全国开展了诸多探索和试验，这让社会组织能辅助居委会和物业开展垃圾分类，提供行动方案，帮助动员、招募和培训社区不同人群参与志愿服务。

  她举例说，目前很多社区由物业保洁员兼任垃圾分类指导员，“但保洁员是物业服务方，面对不按规定分类的居民时，有时会不好意思站出来劝导。”因此，他们在培训社区指导员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沟通技巧的训练，在桶前陪伴他们，用实践示范。

  《条例》实施一年来，全市垃圾分类推行得火热，崔湘文觉得社区居民的分类意愿和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这直接反映在他的分拣工作量上。一年前，他每天要花将近两个小时分拣居民投错的垃圾，现在减少到四五十分钟。教师宿舍院一共有400多户居民，崔湘文估算，目前有九成居民参与了垃圾分类。

  此外，报名担任垃圾分类志愿者的居民，也从一年前的30多人增加到51人。志愿者虽然不负责桶站清洁和垃圾分拣，但他们穿着志愿者的衣服在社区内走动监督，对垃圾分类氛围的营造有着重要作用。

  崔湘文觉得，垃圾分类的普及有助于提升居民环保素养，也能让大家认识到资源有限，要节约粮食。“不过，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现在的生活条件可以说是天天过年，富裕的年代谈节约粮食更不容易。”他曾在垃圾桶里看到一整袋发霉的馒头，还有人扔了一整只鸡，到了中秋节，厨余垃圾桶里会有很多月饼。这让经历过苦日子的崔湘文心里有些不舒坦。他觉得在节约资源方面，还需要加强宣传引导。

  一场城市管理的练兵

  “垃圾分类不只是垃圾分类。”15年垃圾分类指导和担任社区家委会主任的经历，让崔湘文对垃圾分类有了另一层理解。

  在他看来，垃圾分类的推进与社区治理相互作用。一方面，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社区、物业管理者与居民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垃圾分类推行的难易。“垃圾分类就像是社区治理水平的一场考试。”

  另一方面，垃圾分类的推进也影响着社区治理。碰到不配合的居民怎么办？怎么劝导居民又不引起矛盾？崔湘文认为，开展垃圾分类要求社区工作者更多地“走下去”，使它成为一座沟通的桥梁。

  由于指导员、保洁员每天和居民见面，崔湘文成了社区的老熟人，很多年轻居民见了他都会叫一声“崔爷爷”，有些居民下楼时还热心地给指导员、保洁员带些吃的。“关系熟了，各种工作也就更好开展了。”

  将目光投向更高处，新版垃圾分类的开展也促使北京城市管理发生了变化。

  北京市城管委副主任李如刚打了个比方，“一个人每天吃进食物，经过肠胃消化吸收，最后一部分排放出去，在整个城市运行系统中，垃圾处理就属于排放体系。”不过，在北京的城市大系统中，生活垃圾的精细化管理已经直接影响到前端。

  李如刚表示，《条例》实施一年来，各部门、各区、街道和社区间的协同联动因为垃圾分类的推行产生了“1+1>2”的效果。

  “《条例》出台后，北京市政府制定了行动方案，成立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指挥部，设立了垃圾分类‘一办十组’，建立会议、信息、督办、检查等工作机制，协同推进垃圾分类开展，解决‘疑难杂症’。”李如刚说。

  由于垃圾分类涉及众多部门，各部门也明确了职责分工。比如，北京市住建委组织物业管理单位落实垃圾分类要求，市民政局统筹社区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桶前值守行动等。通过指挥部这个大平台，城市生活垃圾与园林垃圾的处理进一步打通，城市与农村地区深化了统筹合作。

  “垃圾分类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某一个人和单个部门做好了就行，而是要整个群体的配合。”李如刚说，一年来，在垃圾分类实践和磨合过程中形成的政府部门、社区邻里间的相互配合、为同一个公益目标努力的氛围很宝贵，社会文明程度也在垃圾分类的推行过程中得到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柏瑛认为，从长远来看，政府统筹、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将是未来北京实现垃圾治理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必由之路。同时，借助垃圾治理这一抓手，北京基层精细化管理水平也将得到新的提升，对一座超大型城市而言，这是一场机会难得的历练。

  一道“难题”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在今年4月底举行的《条例》实施一周年发布会上，北京市城管委副主任张岩表示，目前居民自主分类习惯尚未完全养成，区域间、小区间垃圾分类差异还比较大，“二次分拣”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

  在丰台区芳星园三区，由于小区面积大、垃圾桶站多，每个垃圾分类指导员至少要看守两组桶站，指导员每天“二次分拣”垃圾的压力较大。

  指导员张师傅每天在岗10个小时，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自己负责的两个垃圾桶站点分拣居民错投的垃圾。“厨余垃圾清运车每天早上来，垃圾楼对社区运来的厨余垃圾检查严格，如果厨余垃圾桶里混投明显，会被退回社区重新分拣。”

  在其余时间，张师傅作为保洁员打扫居民楼和小区道路。物业每月会给负责垃圾分类的保洁员额外发放一笔1000多元的补贴，不过张师傅觉得，相比于分拣垃圾的工作量，这笔补贴并不高，他认识的几名指导员因为觉得太辛苦辞职了。

  张岩表示，在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快速提升的过程中，由于居民分类不彻底导致的“二次分拣”难以避免。虽然“二次分拣”在客观上对后续垃圾分类处理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实施垃圾分类的目的是让全社会参与进来，养成自主分类的习惯，因此“二次分拣”有悖于垃圾分类的初衷，不可持续。

  她认为，破解“二次分拣”难题，根本措施还是要让居民做好源头分类。具体而言，居民作为垃圾的产生者是垃圾分类的主体责任人，在新版《条例》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责任规定，需要进一步引导和动员居民自觉担负起分类责任。部分居民存在困难的，可以提供便利，比如桶前值守人员和志愿者提供指导、桶站设置便民设施等，北京市城管委也在去年推出了垃圾分类宝典小程序，便于居民查询垃圾具体类别。

  “让市民养成分类投放的习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要建立长效机制，做好长线工作准备。”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卫东建议，未来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要进一步“补短板、堵漏洞、防松懈”，可以通过鼓励“随手拍”和拓展举报渠道等方式，让市民及时反映问题。同时，政府可委托第三方专门机构对全市各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情况进行持续、全面的随机抽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解决。

  为提升居民分类效果，王卫东还建议在垃圾投放点普及安装监控摄像头进行监督。对违反垃圾投放规定行为要加以处罚，但不建议以罚款为主要手段，宜更多采取在小区公告栏里批评、曝光等软性处罚形式。

  新的起点

  “《条例》实施一周年不是垃圾分类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张岩在发布会上表示。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仍然是未来北京推进垃圾分类的三个关键要素。

  张岩介绍，未来北京垃圾分类将聚焦巩固提升市民家庭自主分类水平，通过桶站值守、上门指导、红黑榜、城管执法进社区等措施，促进市民自主分类习惯养成，同时推进垃圾源头减量。

  北京还将进一步健全分类设施网络，优化各品类垃圾投放点设置，加快建设可回收物体系，规范大件垃圾、装修垃圾收集运输处理。此外，深入开展垃圾清运不及时专项治理，对诉求量排名前20的街道乡镇跟踪督办。

  “生活垃圾治理是一件‘关键小事’，也是对北京基层治理能力的全面检视。”在孙柏瑛看来，生活垃圾治理是一种嵌入在基层治理平台中的共同生产，它不仅限于空间意义上的辖区和属地，更是有效组织调动科技、商业、公益、公民组织等各种资源的平台。

  她认为，除了法律与制度，生活垃圾治理还依赖于各类行动者在共识之下的集体行动。无论从政府动员，还是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不同组织各有优势，生活垃圾处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协作生产。

  孙柏瑛举例，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专业社会组织管理社区垃圾分类事务，还可以聘请专家团队，提供垃圾治理疑难问题的解决对策。

  唐莹莹的想法与孙柏瑛不谋而合。她认为，社会组织也是“局内人”，在垃圾治理中，社会组织作为社区的协作者、支持者和陪伴者，和社区共同迎接挑战，建立可持续的垃圾管理体系。这样的“局内人”未来还需要更多。

  孙柏瑛说，要通过基层多元共治提升北京生活垃圾治理的可持续能力，多元共治才能够适应现代大城市治理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跨边界性质的特点。在良好的治理基础上，还要完善治理方式，挖掘参与者的动力。“当规则、信任与互惠观念扎根在人们心里时，垃圾分类才能可持续发展。”（B10-B11版采写/摄影 新京报记者 黄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