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本社社长王克剑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陈企业教授有关宜居城市建设的署名文章

城市宜居性无关城市大小

陈企业　王克剑　聂彤昕

城市化是决定国家未来发展轨迹的势在必行的趋势。目前，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环境。到2050年，预计70%的世界人口将为城市人口。在中国，每年约有2000万人从农村移居城市。在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宜居性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不仅是因为适宜居住的城市会吸引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企业，由此兴起的商业活动也是决定城市发展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以前专注于增长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经济规模，现在也制定了更全面的发展目标，其中就包括了宜居性。习近平在2013年上任不久即宣布中国进入新常态时代，经济增长已不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而将执行“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这些中国社会情绪和政治优先事项上的变化，意味着宜居性在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表上，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然而，在努力提高城市宜居性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对宜居性由什么因素决定有正确的理解。一个有关宜居性的比较普遍的假设是城市人口越少越宜居。其逻辑在于人口较少的城市，能让其居民人均占有更多的土地空间和公共设施，所以居民能更充分的享受生活和个人空间。相比之下，较大的城市会受制于“巨型城市综合症”，其特点是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和生活成本上涨、空气和噪音污染加重。根据一项调查，大部分中国公民认为小型和中型城市在空气质量、废物处理能力和环境建设方面，比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更适宜居住。

令人担忧的是，众多的全球宜居指数似乎证实了这种大规模城市宜居性低于小规模城市的想法。在世界宜居城市排名中居前的温哥华、维也纳和墨尔本，分别具有60万、170万和400万人口。相比之下，纽约和伦敦的人口都超过800万。甚至亚洲也有类似情况。澳门（56万）、威海（60万）和烟台（170万）的排名，都高于人口更多的上海（1400万）、北京（1150万）和深圳（700万）。

带着城市人口越少越宜居的想法，一些城市的政府试图通过盲目的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来解决他们面临的城市问题。例如，北京试图通过分时段和车牌号限行，来解决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然而收效甚微。户口制度也是基于同一种逻辑的另一种通过限制享受公共服务和福利，以控制中国国内人口流动的政策。

为了检验人口规模和宜居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一普遍持有的假设，亚洲竞争力研究所通过简单的散点图，分析其100个大中华地区城市的专有数据。但分析结果却表明，在人口规模和城市宜居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性。事实上，在具有大致同样人口规模的众多的城市中，宜居指数得分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还采用多变量回归分析来检验人口规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及第三产业在城市经济中所占比重等因素，以判断哪个变量对大中华城市的宜居性影响最大。由于缺乏城市一级空气污染状况的数据，有关环境的变量在此回归分析中没有被选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最显著的影响宜居性的因素，而人口规模和第三产业在城市经济中所占比重，对宜居性的影响统计上不具显著性。这一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在决定一个城市的宜居性方面影响不大。

中国的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沿海地区由于中央政府政策优先等原因，远远领先于内陆地区。对于许多城市，收入水平仍然是决定宜居性的必需的基本元素。如果缺乏购买力，居民和市级政府都将无法超越马斯洛需求层次中，满足生理需求的初级阶段，从而谈不上顾及诸如社会、文化或环境等其它生活方面。

此外，中国有286个地级市和368个县级市，其中大部分是小城市（据《华尔街日报》称，中国有1600个小型城市）。由此可见排名靠前的城市之所以排名靠前，根本的原因并非是它们的人口规模小，而是因为它们具有独特的价值主张，让它们比其城市更适宜居住，从而使其在数以千计的小城市中脱颖而出。这些优良特征有可能是具有风景名胜和良好的自然环境（如桂林），也有可能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曲阜），或是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好配合（如珠海）。因此，我们的调查证明了一个城市人口规模较小就会比较宜居，这一许多人持有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说，要有更多的规划才能保证最优化的城市化进程。对于像中国这样大力提倡由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为导向的国家，这是个好消息。中国还拥有收集学习世界各地的成功经验与技术，并将其实践的能力。然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受任何成见的影响，以在未来成功推进使其城市更加宜居的战略。从根本上说，提高宜居性的办法必须针对解决城市的核心问题，着眼于规划、行政和管理，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盲目的把精力浪费在控制人口规模等错误的领域。此外，在制定政策的思路上需要实事求是，应紧扣影响宜居性的各方面诸多因素，而不是简单模仿在很多情况下为跨国公司的某些特定目的所定制的宜居指数排名报告中的“最佳球员”。

为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ACI）以中国普通居民的具体的多维度的宜居方面的需求为参照，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和以实证数据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填补了宜居性研究这方面的空白。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在11月26日举行的研究所年度会议上，推出已完成的2014年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与模拟分析（ GCLCI ）的报告。对于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方面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这将成为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世界银行的亚洲代表，也在此前表示了对宜居性分析框架的赞赏。

为了抓住宜居性关乎“全方位的幸福”的本质，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宜居指数，试图根据横跨五大类的96个指标，对宜居性提供综合性的定义。这五大类是经济活力与竞争力、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国内安全与稳定、社会文化状况以及政治管理。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与模拟分析，兼顾地缘敏感性和框架的综合性，为中国和亚洲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工具，以配合他们在更好的理解和解决宜居性这一重大问题上的不懈追求。

<陈企业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王克剑系(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网点建设开发中心副主任、城市建设杂志社社长；聂彤昕系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