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宜居性概念框架

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是建立在陈企业等人(2012)的城市宜居框架基础上，该框架名为“全球宜居城市指数”。该框架由陈企业、胡永泰等人(2014)（Tan, Woo & Aw (2014)）以及陈企业、胡永泰和Boon Seng Tan (2014)（Tan, Woo & Tan (2014)）进一步发展和诠释。该框架的概念灵感来自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1941年国情咨文演讲。富兰克林当时提及人类的四大自由：即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言论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 表现的是过体面生活的权利。更广泛地说，这一主题强调人对衣食无忧的渴望（物质富足），对这种渴望的满足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全球宜居城市指数框架中表示这个维度的术语是“经济活力与竞争力”。

“免于恐惧的自由”强调人民安全生存的自然权利。国家应通过法治、减轻自然灾害和阻止战争来营造安全环境。与经济前景的改善可增加城市宜居性一样，居民免于灾害和战争的心理压力，也增加了城市宜居性。全球宜居城市指数框架中表示这个维度的术语是“地区安全与稳定性”。

“宗教自由”被纳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状况”维度。此维度强调城市居民感受到的社会舒适程度（如收入不平等程度，社会和谐度和社会流动性），城市居民获得的物质舒适程度（如充足的公共交通、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可享受的文化财富水平（如社会多样性，对不同宗教信仰的接受度，欣赏博物馆和文化演出的机会）。全球宜居城市指数中表示这个维度的术语是“社会文化状况”。

“言论自由”被纳入更广泛的“政治管理”维度。此维度包括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如腐败程度和司法系统的质量），政府反应力（如透明度和责任心），政治事务参与开放度（如自由和公平的定期选举）。全球宜居城市指数中表示这个维度的术语是“政治管理”。

作为补充，另一个重要的城市宜居性维度也被纳入了框架，即“环保与可持续性”。此维度不仅表达了人类治理环境的责任和愿望，也表达了对自然的美学鉴赏。可持续发展的传统定义是指我们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不削弱子孙后代利用自然资源满足其需要的能力。

表1.2: 全球宜居城市指数概念框架

如图1.2所示，全球宜居城市指数框架将宜居性具体表示为以下五种类别：(1) 经济活力与竞争力，(2) 环保与可持续性，(3) 地区安全与稳定性，(4) 社会文化状况，以及 (5)政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