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回顾

宜居性概念是以人为本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毋庸置疑已成为了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中国目前快速和广泛的城镇化趋势的背景下，宜居性概念与中国更为相关。通过构建2015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和2016全球宜居城市指数，本书旨在为政策制定者，特别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参考框架，与世界主要城市的标准对比，评估中国城市宜居水平，以提高大中华城市宜居性。

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和全球宜居城市指数研究采用全面、透明和标准化的方法，对各城市的城市关键生活领域进行充分比较。这两个指数不仅考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经济竞争力，还考量服务交付、环境和管理质量。世界银行²⁸计划将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作为参考，并建议中国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采用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作为重要参考内容(Zaobao 2014)。

2015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覆盖了100个大中华城市，澳门是大中华区最宜居城市榜首，接下来是威海、香港、烟台、厦门、台北、潍坊、南通、常州和南京。但是，大中华城市的宜居性也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检验。因此，我们单列一章讲述2016全球宜居城市指数，有9个大中华城市入选该指数，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大中华城市在全球各城市排名的位置。

2016全球宜居城市指数覆盖了全球64个城市²⁹，排名中名列前茅的城市以欧洲城市为主。前10名城市中有7个城市来自欧洲。日内瓦、苏黎世这2个瑞士城市分别位居第1和第2位。前10名其他城市还包括卢森堡、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香港、新加坡、奥克兰、哥本哈根和阿姆斯特丹。大中华城市方面，香港和台北排名较好，分别位居第6和第19位。但是，深圳、广州、北京、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则分别位列第38、40、43、44、45、47和49位 ，处于排名的下半区。这说明大中华城市要达到世界认可的高宜居水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了排名结果以外，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宜居性的概念及其分布模式，并提供了见解。在第4章里，我们深入探讨了影响大中华城市宜居性的关键因素。分析显示经济发展在决定城市宜居性水平上仍发挥着显著作用，而人口规模和第三产业占经济比重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在大中华城市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作用并不显著。实证研究的发现已发表在《联合早报•言论》，题为“城市宜居性无关城市大小” (Tan, Wang, and Nie 2015)。文章挑战了小城市比大城市更宜居的普遍想法，解构了这个误解³⁰。

在进一步分析研究中，第4章聚焦中国一线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城市作为中国大陆人才和资本中心，有着重要作用。我们的模拟分析不仅展示了城市改善宜居性的潜力，还为改善宜居性水平提供了建设性方向，即针对性改善分析中最差的20%指标。因为城市面临财力和物力资源的限制，政策制定者必须最有效地利用资源。

“假设”模拟建议北京集中精力改善环保与可持续性，降低污染程度。与此相对，上海应该改善社会文化状况，解决居民反映的不平等问题。广州和深圳应该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性，为提高公共安全检查监控到位的情况。与北京有关的分析反映在《联合早报•言论》上发表的“北京成为宜居城市：长路漫漫”一文(Tan, Nie, and Baek 2015)。

宜居性排名结果显示经济竞争力在确保城市宜居性方面只是必要而非充分的。像香港、澳门、威海和厦门这些排名靠前的城市在经济活力与竞争力方面排名很高，但如果在其他类别得分不高的话，其总体宜居性排名也会受到影响。相反，深圳、北京和广州在经济活力与竞争力方面排在前10名，但是总体宜居性排名甚至达不到前30名，就是因为在其他类别的排名较低。

在最终分析中，我们发现宜居性在本质上是均衡发展的问题。人类要在任何地点享受工作、生活和娱乐，必须明白富人穷人构成了整个社会生活，如果富人将经济增长作为唯一追求，这可能意味着忽略了穷人。在中国，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发展程度不断加深，面临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中国城市各有优势和弱势，也许可以通过系统地分享最佳做法和启动有关措施，形成城市间合作和相互学习的机制，提高宜居性，达到均衡发展。

认识到科技对居民日常生活的普遍影响，我们单列一章讨论智慧城市，目的是探讨智慧城市的理论概念及实际概念，以便在将来的宜居城市研究中对智慧城市进行更实质性的研究。我们对于这方面未来研究的期待和贡献在第7.3节中进一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