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儿女”走红，孝心能不能“外包”

       第一次上门做“共享儿女”，魏振羽“说了谎”。老人问他是谁，他说，“我是你女儿的朋友”。

       他不是骗子。大半年前，一位女士通过社交平台发来委托，请他去看望自己独居在北京的母亲，并支付300元的时薪。他们达成默契，不向老人透露这是收费服务。

　　起初，魏振羽看到其他网友发帖提供陪伴老年人的服务。这个生于1996年的小伙是个行动派，也决定试试，不知不觉就“试”到了年末。经过长时间的实践，他越发觉得，如果能像推介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那样把这项服务规范推介出去，说不定很有新意。最近，通过多家媒体报道，魏振羽让更多人了解并讨论“共享儿女”。

　　网络讨论既有对空巢老人孤独问题的关切，也有对“雇人尽孝”的伦理质询。有人想起2000年春晚小品《钟点工》里，宋丹丹那句经典台词“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竟成了现实，但从业者大多数是年轻人，其中不少还是大学生。

        一项新事物的活力与混乱总是交叉发生。带有“共享儿女”名字的新注册账号大量出现，来自不同地址、带着AI生成的头像和海报，宣称自己也开始接单。魏振羽在和记者说话时，个人微信和社交账号陆续弹出好友申请和陌生人私信，基本都是来请教如何成为“共享儿女”的。

　　魏振羽有点发愁，不仅因为积压着的消息，更因为行业的“野蛮生长”。他说，互联网创造了一种机会平等，让“发帖即接单”成为可能，但这种便利显然也造成了另一局面：一边是为父母下单这项服务的子女日益增多，另一边却是靠谱的服务者越来越难甄别。

　　一些年轻人成了老人“最信任的人”

　　魏振羽和那位委托人始终没有见过面，全程通过线上沟通。他们共同花了一些时间来确认，一位陌生人能否来做这样一份深度进入家庭内部的兼职。

　　他远程介绍自己的情况并发了身份证照片，但也要求对方填一份问卷，填写老人的性格、喜好、习惯。他们约好第一次“试上门”，主要看看老人和他是不是相处得来，自己能不能胜任。他自己花钱买了一束鲜花，老人很喜欢。

　　2025年年末第一次上门陪伴时，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蒋弋喆一直在想怎么打开话题，会不会接不住话。他后来发现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老人自己会慢慢把话题带到其原有的生命历程里。

　　这位给自己起名“共享小孙”的00后，是长者情感陪伴创业项目“时光伴客”的联合创始人。关于长者陪伴，蒋弋喆提到社会工作专业上学到的“生命回顾疗法”，通过回顾生命历程中成功和自豪的事情，让老人在生命相对末期获得心理上的完善感。不过，实际工作的时候，他只把它当成一次简单的陪伴和聊天。

　　陪伴最早并不被看作养老服务里一个专门的工作板块。在四川学习和从事养老服务超过10年的95后李雪艳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她是学校开设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第一届学生，那时，她不了解行业的前景，教师们也都是新人，能分享的只有课本上的知识。

　　后来，李雪艳经历了更多“第一”，成都开始推行社区嵌入式养老、长护险居家上门照护后，她离开传统养老院，成了第一批进入这个领域的工作人员。2022年，成都多项养老政策密集出台，她在这一年辞职创业，专注为农村及偏远地区老人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她的第一份工作在养老机构，她是最年轻的护理人员之一。其他护理人员都是五六十岁的年纪，“每天干的事更多是喂老人吃饭、擦身、处理大小便”，很少关注老人的心理、陪老人聊天。李雪艳愿意和老人聊天，她发现老人们渴望有倾听者，分享欲很强：年轻时的不甘、和儿女的关系、工作中的遗憾……护理工作，机构里人人都做得差不多，可因为李雪艳会回应老人，和谁都能聊得来，她成了他们最信任的人，“比亲孙女还亲”。

　　做居家养老以后，老年人的心理问题更被正视。“我们一来，老人就把水果拿出来，摆‘龙门阵’，一直聊，我们要走了，对方还问时间到了吗、下次什么时候来、能不能天天来。能感觉到他内心的孤独感。”尽管李雪艳没听说过“共享儿女”这个词，但她亲历了很多类似的陪伴。

　　现实情况下，情绪疏导、亲情陪伴只能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职业素养要求比机构更高，事情也更庞杂，上门人员要负责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康复服务，有时还要帮忙取快递或采购生活用品。

　　城市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原本也是类似的情况，直到“陪伴”被慢慢拆分出来。魏振羽用他的服务对象举例，老人入住养老院、饮食起居都有保障，但他的工作与护工并不重合，“注重的、针对的是他们精神层面的需求”。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尧团队今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提出，“三失”给老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三失”即失能、失智和失乐。其中，长期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的“失乐”发生率高达41.7%，远超失能和失智。

　　魏振羽的本职工作是做城市规划，更多关注的是空间层面的供给，比如街道有没有社区食堂、助老服务、老年活动室等，但仅有这些空间还不够。不少空巢老人的子女在他乡工作生活，无暇顾及父母，尽管物质供给日益丰富，老人晚年生活的情感空缺亟待填补。

　　“这一块比较空白，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些民间自发的、小规模的、点对点的供需匹配。”魏振羽说。

　　临时的“眼睛和耳朵”

　　读本科的时候，蒋弋喆做过一项关于老年助餐服务的调研。在杭州一家长者食堂，他遇到一位老人自己来吃饭，点了一整条鱼，一荤一素。让他意外的是，老人主动让他坐到身边聊天，还拿起筷子让他一起吃。

　　这位老人感叹，老伴、身边的老朋友相继离世，儿女、孙辈也不在身边，联系沟通很少，他不愿意出去社交，只喜欢待在家里，在安静、熟悉、安全的环境里跟人说说话。后来，蒋弋喆遇到了很多情况类似的老人。考研之后，“共享儿女”概念火起来了，他觉得，好像能把之前看到的痛点变成具象化、可落地的服务。

　　在公益和付费项目两个板块中，“时光伴客”渐渐偏向后者。“时光伴客”创始人刘铖告诉记者，他们考虑到，付费模式能对服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同时满足个性化需求，更重要的是，能让团队持续运转下去。他提到，这同时还需要职业类院校增强人才供给，并推动相关政策将精神关爱类的服务纳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我们的服务人员聚焦在大学生和社区青年这两个人群，希望给他们提供一种工作选择，来应对整个社会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刘铖说。他们把“时光伴客”定位为一个代际融合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覆盖苏州、杭州、南京、天津、青岛和成都等城市，平台上注册的“时光陪伴师”已有近600人。

　　深耕银发产业法律服务的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金翠认为，人们对“照料”这件事已经并不陌生：助餐、助浴、助洁、陪诊……这些功能性的照护已经比较成熟。她提到的这些细分服务，也已成为很多年轻人的职业新选择。

　　如今，上门陪伴正在复制这条路径。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北京东城区一家养老机构外看到，在居家照护的相关广告中，陪伴服务已经成为一个单列预约选项，每小时定价200元，并介绍这项服务由机构培训考核的养老照护员或具备养老专业相关学习背景的年轻人提供。

　　不过，无论是“上门陪伴”还是“共享儿女”，从名称上来看职责都不像陪诊、助浴一样明确。张金翠观察到，哪些服务应该被纳入“共享儿女”的服务范围，“行业内并没有统一标准，各家做法差异很大”。

　　她告诉记者，“共享儿女”缺少规范，目前行业里从事服务的人大多数是没有资质的，尤其是没有医疗护理资质。因此，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医疗陪护、用药指导和康复，以及财产管理、法律事务代理等专业事项，不应简单交由普通的“共享儿女”承接，必须核验是否具备相关专业资质，必要时委托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协办。

　　那么，如何向用户有效地描述“共享儿女”的工作内容？刘铖的经验是，陪伴不是一个虚拟的概念，一定还是附加在具体的事情上。他打开“时光伴客”小程序，展示一些特色项目：为爸妈过生日、帮爸妈办金婚、写人生回忆录、开防诈骗小课堂等。

　　需求方与付费方是分离的，这是理解“共享儿女”这门生意的关键。刘铖说，下单的子女本来只是觉得需要在一个时间段里有人去探望和关爱他们的父母，具体用什么形式一时想不到，详细列出服务项目能给对方一些启发。他说，“共享儿女”更像是子女不在身边的时候，一双临时的“眼睛和耳朵”。

　　“这是我女儿专门请来陪我逛街的人”

　　因为长期陪伴的老人住院，一位陪伴师主动提出了退出。她已经投入了真实感情，害怕陪伴的过程中，经历这样一位生命中重要长辈的离世。这个案例启发了蒋弋喆，应当建立一套对陪伴师的心理支持体系。

　　创业中，他和团队很多次探索行业里没人做过的事。比如在保障机制方面，要求每位伙伴都要穿职业服，在征得老人同意和保护隐私的前提下，陪伴全程录音录像，用于事后复盘与纠纷溯源。在陪伴师被允许接单前，负责人会先带着去参与公益活动，实地观察甄别，“有人拍两张照片马上就出来，有人愿意在屋里多停留一会儿，和老人多聊几句，甚至肢体接触。这些细节一出来，初步的筛选就已经产生了”。他希望通过很多细则来向记者说明，这份工作“不是仅凭一句‘我愿意跟老人打交道’就可以做的”。

　　在张金翠看来，这些思考很有必要，她希望看到行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越来越规范。“从市场的供给看，‘共享儿女’目前大致有4种形态：个人接单、平台撮合、社区站点以及机构延伸，它们的规范程度和法律风险完全不一样。”

　　张金翠支持平台化发展，设立更高的准入门槛、统一完成从业者的背景核查，以此来降低消费者筛选服务人员的时间成本和信任成本。她建议，平台甚至可以借鉴心理咨询行业的做法，给从业者打上服务标签，比如擅长陪聊、擅长教手机、擅长读报，帮助老人和家属精准匹配。

　　但她也提到，以海外一个积累数百万次订单的平台为例，依然会收到大量关于老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投诉，“只要服务场景发生在老人家里、发生在封闭空间，安全风险就始终存在”。

　　张金翠提醒，部分家庭在购买这类服务时容易忽略老人的知情权与决定权，建议家属购买服务前一定要告知老人并且征得老人的同意。

　　从业者与下单的家属选择共同隐瞒付费服务的事实，以“子女的朋友”身份上门，很大程度上是担心老人不愿接受子女将孝心“外包”。但多位受访者都感受到，“观念是在往前走的”，老人们对住进养老院、接受专业化的照顾很少再发生抵触。“一位知道实情的奶奶非常直接地说：这是我女儿专门请来陪我逛街的人。当时我挺意外，没想到接纳度能这么高。”蒋弋喆说，他们决定不再掩饰身份，要用高质量的服务树立可靠的职业形象。

　　魏振羽相信，大众对子女“雇人尽孝”的态度也一定会越来越开放。因为“共享儿女”的引号永远不会摘去，他不会替代子女，而是补位，为家庭结构注入一股新力量。他相信，不仅能让子女和父母满意，其他家族成员也会乐于看到社会上有这样的服务供给。

　　一些陪伴师提出，希望更进一步，成为全职“共享儿女”，蒋弋喆暂时谢绝了，他觉得不管是行业还是他们团队业务量都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这位一边创业、一边读研的年轻人，有一个更可见的改变：他告诉自己的奶奶，任何时候都可以打他的电话。“只要我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我都不会挂你的电话；如果挂了，结束之后一定立刻回给你。”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