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

　　3月13日，日本政府决定正式成立直接向首相负责的“国家情报会议”，并建立办事机构“国家情报局”。这是日本最高级别的情报机制，也是高市早苗政府上任以来，一系列推动日本再军事化举措的最新发展。

　　一

　　基于岛国心态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日本的民族心态脆弱且没有安全感，对外部世界极其警觉敏感。这导致其对情报有着贪婪的欲望，相关机构利用人员旅游、访学、经商等活动搜集情报。早在1906年，成立于中国东北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就是以铁路经营公司为幌子的情报机构。明末清初时，来中国活动的宗方小太郎正是典型的学者型间谍。

　　2002年10月，日本驻华武官天野宽雅在浙江宁波军事禁区内搜集情报时，被中国相关部门发现并逮捕。2005年9月，日本株式会社国土情报技术研究所所长大林成行以游客身份进入中国，因非法测绘中国地理信息被查扣。2023年，一名日本男子因间谍活动在北京被逮捕。

　　除派专门的谍报人员进行情报搜集之外，日本非常注重利用技术手段搜集情报。2007年2月，日本全球卫星侦察情报网宣告建成，这一情报网由4颗光学侦察卫星组成，星载传感器能够识别地面1至3米大小的物体，精度极高。

　　2023年11月，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调，“利用太空能力进行情报收集、监视、通信等在战略上极为重要”，为此日本强化自卫队太空作战能力。2025年7月，日本防卫省发布日本太空战略文件《宇宙领域防卫指针》。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把推动建设专业太空部队“宇宙作战群”作为实现日本再军事化的重点。

　　值得警惕的是，密集的情报收集是军事膨胀的前奏。每当日本发动大型军事行动，情报收集都会在前期集中爆发。在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前，日本陆军大将西乡隆盛派出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3人潜入中国，3人向日本当局提交了名为《满洲视察复命书》的间谍报告，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也撰写了间谍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

　　同样，在20世纪初发起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密集收集中国情报，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石原莞尔就是假扮搬运工到武汉码头打工，以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社情、民情。在挑起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多次组织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实地侦察的“参谋旅行”，进行兵要地志调查，勘探战时日军向东北纵深入侵时的宿营、给养、给水、行动难易等情况。

　　因此，日本政府决定组建直接向首相负责的情报机构，无疑是加强日本情报工作的战略性举措，这也凸显了其再军事化的野心。

　　二

　　日本政府的国家级情报机制又被称作日本版的“中情局”，因其结构、功能和定位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机制有相似之处，都是“决策+执行”的结构形式：美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日本则是“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局”。不同的是，美国在“9·11”事件后设立了直接向总统负责的国家情报总监职位及办公室，因此，直接向首相负责的日本国家情报局还兼具美国情报总监的职责。

　　在基本功能方面，日本的国家情报机制具备制定情报战略、原则、政策等职责。首先，以“国家情报会议”为主体，确立日本情报的战略和策略。这些战略策略宏观上服务和服从于日本国家利益、美日联盟和印太战略，具体依据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规划和计划。其次，由国家情报局制定出具体的计划和实施方案、步骤等，并负责落实战略，遂行情报获取任务。

　　同时，日本国家情报机制还兼具对内协调国内各情报机构、整合国家情报，对外加强与各相关国家的情报交流与合作的职责。在对内方面，日本于不同时期建立了各类情报机构，目前分属政府各部门的情报机构主要包括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国际情报局、防卫省情报本部、法务省公安调查厅、警察厅国际犯罪调查局等。虽然这些情报机构之间也有合作协调，但在情报整合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只有在重大事件时才会进行联合分析。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自就任日本首相以来，极力打造政治强人的人设。加之美国现政府在美日联盟框架内，希望增加日本承担的责任，鼓励日本加强军备。因此，日本成立国家级情报机制，组建直接对首相负责的情报机构，既是日本企图成为政治大国的需要，也是高市早苗作为首相加强自己权力的需求。

　　在对外方面，日本一直以来就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关系亲密，是所谓西方“七国集团”的成员之一。基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美日联盟是日本防卫政策的主要基础，日本对外情报合作也主要是与美国合作。

　　2022年11月29日，美日双方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举行“共同情报分析机构”启动仪式，这标志着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首次真正实现情报信息的实时共享。同时，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有利于日本掌握朝鲜半岛的导弹情报，通过共享这一情报，日本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情报联盟“五眼联盟”进行着情报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在上届美国拜登政府期间，由于正值韩国尹锡悦政府在历史和岛屿主权问题上主动化解与日本之间的矛盾，美日、美韩联盟开始走向美日韩联盟，美日韩情报合作也得到加强。2021年10月，美日韩情报机构首长举行了闭门会议，探讨情报合作问题。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领导人峰会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宣布建立三国情报共享热线。

　　在缺乏国家级情报机制的情况下，这些对外情报合作与交流缺乏长期有效的机制和主责实体。因此，日本建立国家级情报机制作为责任主体，有利于其与美、韩、菲、德这些域内外国家之间的情报交流与合作。

　　三

　　自古以来，情报战就对战争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军队编制、人数、战术，以及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等信息，是敌对双方获取情报的关键。日本在原有分散设立情报部门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级情报机制，将对地区乃至世界局势，尤其是地区和平与安全产生深刻影响。

　　以此次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为例，2月26日，美伊代表还在瑞士的日内瓦进行谈判，参与谈判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认为谈判取得“良好进展”，双方商定将在接下来的一周继续谈判。然而在2月28日，美以突然展开了对伊朗的联合打击，而推动此次打击的诱因，正是以色列方面获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即将在某个地点举行高层会议的情报。

　　此次日本建立国家情报机制，选取的时机很不平常。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以各种名义突破《联合国宪章》对二战战败国的限制及和平宪法第九条对日本发展武装力量的制约，研发和购买先进的战机、驱逐舰，以及进攻性导弹。3月13日，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开始交付日本自卫队，形成作战能力。

　　无论是战机、驱逐舰装备的武器弹药，还是战斧巡航导弹、联合攻击导弹，都需要精确的情报和精准的制导才能发挥出作战效能。日本政府在此时加强情报建设，显然具有要将精确情报与精确制导弹药结合起来的意味。

　　近年来，日本政府及其政要在不同场合和条件下多次表达实现日本再军事化的诉求，可以看出其再军事化野心已昭然若揭。在安倍晋三发表“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言论后，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妄称，如果台海出现“涉及使用战舰并伴随使用武力”的情况，则“可能构成对日本生存的威胁”，可被视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届时自卫队可能会行使“集体自卫权”。

　　更需警惕的是，2025年12月24日，日本负责核军控、核不扩散事务的首相辅佐官尾上定正发表了“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的言论，令国际社会惊愕。今年3月24日，23岁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官员、三等陆尉村田晃大携刀具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扬言杀害中国外交人员。这些并非孤立事件，从日本近现代历史来看，由底层军人策划的“下克上”事件影响日本政局走向的先例比比皆是。

　　综上来看，日本在此时建立国家级情报机制，昭示了日本再军事化的野心，必须引起各国高度警惕。

　　（吴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