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相如走马，建制陷泥潭：英国政治的结构性危机

　　6月22日，英国伦敦，基尔·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外对媒体宣布辞职。视觉中国供图

　　伦敦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声明，正式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前继续履行首相职责。斯塔默表示，已将辞职决定通报英国王室，并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启动党首继任程序。根据安排，党首提名将于7月9日开启，并在议会夏季休会前完成；若出现多名候选人，工党将在9月议会复会前通过竞选选出新党首。

　　按照英国议会制惯例，执政党党首中途辞职并不自动触发提前大选。只要工党仍维持下议院多数席位，新党首在完成党内程序后即可直接接任首相。斯塔默于2024年带领工党赢得大选，终结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按现行议会任期，下一次全国大选最迟将在2029年举行。

　　目前，工党内部最受瞩目的继任人选是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伯纳姆于6月18日通过补选重返下议院，并已确认参选党首。相较于斯塔默，伯纳姆的政策立场更偏向工党传统左翼：他主张扩大保障型住房供给，强化地方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控制权，并推动养老与社会照护体系改革。在财富分配方面，他呼吁提高对高收入群体和财富资产的税收责任。这些政策取向，使他在传统工党选区和党内左翼基层中拥有较强的号召力。　　

频繁换帅难解发展困局

　　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的更替频率显著加快。随着斯塔默黯然交棒，英国将在10年内迎来第7位首相。如此走马灯式的权力交接，在战后英国政治史上实属罕见。

　　执政党内部的路线分歧、议会体制的刚性约束与选民不满情绪的交替爆发，反复侵蚀着政府班底的稳定性，使得英国政坛难以凝聚有效的政治共识。回顾这段动荡岁月，卡梅伦本想借公投压制保守党内部长期的“疑欧”分歧，却在留欧阵营落败后黯然辞职；特蕾莎·梅试图落实脱欧，但其协议草案三次遭下议院否决，最终在政治僵局中黯然下台；约翰逊虽以“完成脱欧”为旗号赢得2019年大选，却因新冠疫情应对失当与党内反叛而失去执政根基；特拉斯上任后强推激进减税计划，引发股债汇三杀，迫使央行紧急救市，在任仅49天便草草收场，创下英国首相任期最短纪录；苏纳克临危受命，虽短暂稳住金融市场，却无力扭转保守党14年执政积累的深重民怨。而斯塔默在2024年以“变革”承诺赢得压倒性胜利，但执政后迟迟未能带来经济增长、生活成本下降与公共服务改善的可见成效，最终同样失去了党内与公众的信任。

　　尽管首相频繁更替，但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都未能触及并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顽疾。当前，英国面临实际工资增长乏力、私人投资不足、生产率长期低迷以及公共服务不堪重负等多重困境，且财政空间日益逼仄。过去几年，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的风险溢价，通胀与生活成本压力在英国本土被持续放大，外部冲击令国内原有的社会矛盾再也无法遮掩。此外，脱欧究竟为英国选民带来了哪些可衡量的实际收益？事实证明，这些宏观层面的政治红利，并未转化为民众日常生活中能够真切感知到的获得感。　　

改革党崛起：两党格局面临重组

　　在今年5月的英格兰地方选举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前身即为“脱欧党”的英国改革党支持率大幅飙升。其异军突起的根源，在于工党与保守党两大主流政党在金融危机与脱欧之后，均未能兑现经济与民生承诺，导致选民对建制派政治的信任普遍流失。

　　改革党凭借鲜明的反建制立场与对移民议题的持续炒作，大量吸纳了原属两大党的选民，使英国传统的两党竞争结构面临实质性重组。这也意味着，选民不再稳定地将自身利益寄托于某一个主流政党，而政党也越来越难以用旧有的身份、阶层和地区联盟来组织多数。

　　英国政治反复动荡的根源，在于迟迟未能化解的结构性发展矛盾，而非单纯指向某位首相的个人执政能力。这一矛盾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断累积，近年又因地缘冲突与持续通胀而愈发尖锐。保守党和工党虽然理念口号不同，但执政后都受制于相似的财政约束边界。当前英国政府真正棘手之处在于：民意对执政党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国家可支配资源却没有同步增加。沉重的债务负担、严苛的市场约束、税收压力与公共服务缺口，使得任何一届政府都难以在总量配置上实现平衡。

　　因此，下一任英国首相面临的考验，在于能否带领英国重新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并重建主流政党与社会基础之间的信任纽带。换首相容易，纠治积弊却很难。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员）薛子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