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正在扩大对伊战争的经济战线

　　特约撰稿 孔德军

　　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4月初，大规模交战一度降级，但7月以来，军事行动和海上对抗重新升级。8月19日，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发动“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并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向伊朗提供经济支持。次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方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推动大规模协调经济孤立，具体措施定于8月24日公布。这背后的美国战略方向令人关注，预示着美国正在把未能通过军事行动解决的问题，转化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执行任务。美方此举不仅要削弱伊朗的财政收入和对外联系，还试图通过对金融、保险、航运和市场节点的控制，将第三国企业纳入次级制裁执行链条。这场经济战由此超出伊朗范畴，开始触及第三国的经济自主。

　　军事僵局迫使压力外溢

　　美以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部分常规军事能力，却没有导致伊朗政权垮台，也没有解决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伊朗仍能利用导弹、无人机和海峡，把战争影响传导给美国、海湾国家和国际能源市场。继续扩大军事行动将增加美国的财政支出、兵力负担和海湾基地风险，还可能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试图用经济围堵延续军事压力，以较低的直接投入削弱伊朗维持战争和国内治理的能力，为此再次采用次级制裁。这并非新工具。2018年以来，美国已经利用本国市场、美元清算和金融监管优势，迫使外国企业在对美业务与对伊交易之间作出选择。本轮制裁的变化在于，制裁执行更加密集，经济制裁同海上军事行动直接配合，政策目标又从改变伊朗具体行为延伸到促使其政权垮台。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美军7月14日恢复了美方所称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海上封锁措施。此后，伊朗石油出口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显著下降。这一变化既受到美方海上行动和制裁威胁影响，也同伊朗限制海峡通航、航运企业主动避险以及保险费用上升有关。双方都在利用海上交通施压，地区国家和全球市场则承担了不断增加的外溢成本。

　　全球网络沦为制裁工具

　　美国制裁的效力既来自美伊之间的力量差距，也来自其对全球金融和商业网络关键节点的控制。金融报文、保险记录、船舶定位和港口数据帮助美方识别交易链条；美元清算、融资渠道和市场准入则可以迫使银行、保险公司、船东和贸易企业退出相关业务。

　　在这一逻辑里，美国不必要求所有国家正式加入制裁联盟，只要国际企业担心失去美元结算、保险服务和美国市场，制裁就会通过商业风险评估自行扩散。企业为避免处罚而采取的“过度合规”，往往使实际限制超过美国正式公布的范围。美国由此把本国行政决定转化为跨国企业的经营约束。

　　有关研究表明，制裁参与者增加能够放大目标国的经济损失，却不能保证其政治屈服。美国拥有较强的缓冲能力，海湾国家和国际企业却要直接承受安全与商业风险。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套机制正在改变全球经济权力的边界。企业能否获得融资、保险和市场准入，不再完全取决于商业信用和交易风险，还取决于其是否按照华盛顿的要求调整对伊关系。美国控制的不是全部贸易，却能利用关键节点，把本国政策转化为其他国家和企业必须计算的外部约束。

　　无限目标难以形成稳定终点

　　经济压力能够造成损失，却不必然改变伊朗的核心选择。特朗普政府把限制核能力、削弱导弹力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压缩地区网络和促使伊朗政权垮台放在同一政策框架下。贝森特公开把伊朗政权垮台作为预期结果，意味着美国的目标已经超出改变具体行为，开始触及伊朗现行政权的生存条件。

　　这正在压缩经济制裁的政治出口。伊朗如果认定美国追求的不是改变某项政策，而是结束现行政权，就不会把局部让步视为换取安全的途径，反而会更加重视核门槛能力、远程打击手段和地区反制力量。经济压力越接近政权生存层面，安全机构越容易取得主导地位。

　　此外，制裁还可能改变伊朗内部的力量分配。经济管理部门重视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安全机构更关注政权生存和军事威慑。正常经济部门越困难，安全机构越可能扩大影响。制裁可以削弱伊朗的物质基础，却未必削弱强硬力量。

　　阿联酋暂停同伊朗经贸与金融往来，是针对导弹与海上威胁作出的紧急反应。伊朗否认有关指控，但针对正常商船和民用设施的威胁都会扩大地区不安全感。不过，当前危机的因果链条不能从这一事件算起。美以首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国随后扩大海上封锁，伊朗则以导弹、无人机和海峡控制反击，最终把海湾国家和国际市场卷入冲突。

　　海湾国家没有决定战争目标、升级节奏和退出条件的权力，却直接面对导弹威胁、能源设施受损和财政收入下降。它们可能在危机期间配合美国限制对伊往来，也会在局势缓和后重新寻找对话和经贸渠道。短期配合与长期对冲可以同时存在。

　　如果这种模式固化，相同方式就可能被复制到其他国家、资源和技术领域。全球市场将不再只是交换商品和配置资源的空间，还会成为美国按照自身安全需要限制第三国经济选择的工具。因而，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国际社会能否接受一个国家凭借金融、航运和市场优势，把本国战争目标变成其他国家的经济责任。这种秩序可以制造一时的服从，却无法创造共同安全。特朗普希望以较低成本维持对伊朗的最大压力，暴露的却是这套秩序的根本矛盾：它要求其他国家分担战争成本，却不给这些国家决定战争如何结束的权利。（作者简介：孔德军，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