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时隔三年重启加息，影响几何

大洋彼岸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正通过汇率、外需、融资成本等渠道向中国出口企业传导，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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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储一次意料之中的加息，依旧牵动着许多投资者、生意人的账本。

　　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9月17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当天回落，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重新降至5%以下。

　　“市场已提前消化美联储加息预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胡捷注意到，美国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数据公布后，美债收益率大幅上升。9月11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站上4.969%，创2023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站上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

　　“加息真正落地之后，美债收益率往下走，价格回升，说明之前的焦虑已经反映在债券价格里，一落地投资者心里反倒踏实了。”他说。

　　大洋彼岸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正通过汇率、外需、融资成本等渠道向中国出口企业传导，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面对美联储加息后人民币的逆势升值，出国留学、出境旅游和境外购物的成本边际降低。出口企业中有的已提前结汇，有的在承受损失。一家福建服装外贸企业负责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此次美联储加息带来的短期直接影响不算特别大，但潜在压力仍在，“这次汇率波动已经压缩了部分订单利润，如果后续汇率持续波动，对我们外贸接单和盈利的压力还是会持续存在。”　　

时隔三年多重启加息

　　此次美联储重启加息是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前，美联储曾于2022年3月起连续11次加息。

　　“与上一轮加息周期相比，本轮政策收紧在起点、目标、节奏和传导机制上均有明显不同。”全国青联常委、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院长杨赫告诉记者，上一轮加息开始于低利率环境，美联储面对疫情后需求快速释放、财政大幅刺激、供应链阻塞和劳动力市场过热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广泛通胀，采取了大力度、快节奏的加息，不仅累计加息幅度达到525个基点，还多次采取单次50或75个基点的大幅调整。“本次加息则始于3.50%-3.75%的较高政策利率水平，货币条件已经具有一定限制性。”杨赫分析说，美联储此次加息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能源价格、地缘政治风险和通胀粘性形成二轮效应，而非从极度宽松状态全面转向紧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陈泽丰也发现，2022年6月，美国CPI同比涨幅曾达到9.1%，今年8月为3.4%。“相比上一轮应对通胀急剧冲高，现在更突出的问题是：通胀虽然已经大幅下降，却没有顺利回到目标附近，去通胀进程可能停滞或反复。”

　　来自债务基数的对比同样直观。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孙鲲鹏注意到，上一轮加息启动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约30万亿美元，而截至2026年8月18日已突破40万亿美元。

　　“4年左右增加约10万亿美元，同等加息幅度对应的利息负担完全不同。”孙鲲鹏说，从财政支出结构看，上一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约9700亿美元，已经超过约920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利率每上升一档，赤字就被利息支出推高一块。”在他看来，本次加息是在利率已经较高、债务累积较多的环境下进一步收紧，政策空间和市场承受力都更有限。

　　根据加息决议公布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SEP），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中值预期从6月的3.8%上调至4.1%，暗示年内至少还将加息一次。在提交预测的18名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年底利率将高于当前水平，其中12人预计年底利率中点为4.125%，4人预计利率还会更高。

　　“目前市场基本形成了第二次加息将在2026年四季度的共识。”杨赫告诉记者，依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数据，2026年至少还有一次加息的概率接近90%。“按照美联储主席沃什‘走在市场曲线前面’的政策思路，若油价高位持续、核心通胀重新上行且就业保持韧性，美联储有可能在10月份就再度加息。”他说。　　

陷入“两难”的美联储

　　实际上，相比于此次加息落地符合预期，不少学者更关注加息背后透露的美国经济的结构性两难。

　　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问题学者余翔的话来说，“加息”这瓶“毒药”，美联储还是喝了，因为抑制通胀需要高利率，但财政高负债、住房市场压力和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模式，又让美国经济承受不住。

　　在他看来，加息不仅会增加政府偿债成本，也会显著增加企业融资压力和居民住房负担，直接拖累实体经济。

　　“买房买车的人不愿意加息、投资股票的人不愿意加息，特朗普也不愿意加息尤其是在中期选举的潜在考量下，但美联储的使命就是维持就业稳定、控制通胀，面对当下形势必须顶住各方压力。”胡捷认为，美联储受到的压力之一就来自财政部，其债务规模高企导致利息支出负担沉重，“央行和财政部就像‘表兄弟’，虽然前者没有责任帮助后者控制政府债务规模，但当政府债务问题危及金融系统稳定时，将掣肘央行行使自身使命。”

　　根据路透社8月19日消息，截至8月18日，美国联邦政府未偿公共债务总额已达40.047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公众持有的32.266万亿美元国债和政府内部持有的7.782万亿美元债务。相关机构及观察人士警告，由于美国社保项目支出和利息支付成本激增，远远超出因减税所抑制的财政收入，新的财政危机正在酝酿中。

　　“对美联储而言，债务与财政压力确实构成了多重约束。”在孙鲲鹏看来，如果利率上升导致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疑虑，长端收益率会自发上行，反而替美联储完成被动紧缩，而在赤字高企的背景下，任何偏鸽（政策倾向于宽松——记者注）的表态又可能被解读为配合财政发债，损害央行独立性。“因此美联储当前不是‘想加就能加’，而是每一步都需要观察国债拍卖需求、期限溢价和财政部再融资计划等财政层面的信号，这些指标对判断下一步政策，可能比单一通胀数据更有参考价值。”他说。　　

人民币汇率显韧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联储加息落地后，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升至1.25%，达31年来新高。日本央行成为9月以来继欧洲央行、美联储之后第三个宣布加息的主要央行。全球主要央行相继加息，全球汇市随之波动，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并未承压走弱，反而逆势升值。9月18日，人民币汇率迎来重要突破，离岸、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升破6.70关口。

　　业内人士认为，在全球进入高利率、高波动、高度不确定性的阶段后，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具有较高确定性。

　　“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表现相当强势，体现在人民币汇率的韧性，以及中国保持较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陈泽丰认为，与一些容易受到美元周期牵动的经济体相比，我国的一个突出优势，是货币政策具有真正的独立自主性。“对于依赖美元融资、容易受到资本流动冲击的经济体，美联储加息可能带来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压力，迫使它们跟随加息，即使本国经济并不需要收紧。中国则有能力根据自身的增长、就业和物价状况决定政策方向，不必跟随美元周期调整利率。”

　　他还提到，这种自主性对企业和投资者都有实际意义。“企业不必仅仅因为美国加息，就预期国内融资成本同步上升，因而更有条件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安排投资和融资。对于投资者而言，人民币资产具有自身的定价逻辑，在全球政策分化、市场波动加大的环境中，也提供了分散风险的选择。”

　　杨赫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金融环境中，人民币利率与汇率表现出了相对更高的可预期性，但需要把握其“相对性”与“条件性”。

　　“从利率看，确定性主要来自三方面，即政策自主性、调控框架不断成熟、定价基础稳固。从汇率看，确定性同样来自三方面，即国际收支有支撑、形成机制更有弹性、美元难以单边走强。”杨赫告诉记者，政策利率与利率走廊传导机制正持续健全优化，央行流动性调节能力较强，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的平稳性日益提升，特别是近期人民银行调整利率走廊上下限，收窄走廊宽度，使得货币市场利率稳定性进一步提升。

　　我国外汇管理改革实践也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支撑。“近年来我国在外汇市场调控上创设了多种宏观审慎及结构性工具，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逆周期调控的能力不断增强，使人民币在面对关税威胁、地缘冲突等外部冲击时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杨赫同时强调，“确定性”不等于“单边稳定”，更不等于汇率不会双向波动。“短期内人民币仍会受到美元走势、中美利差与地缘扰动的阶段性影响，利率也会随基本面小幅变化。所谓确定性，本质上是政策空间与制度工具带来的可预期性，即相对全球其他经济体更为平稳的波动区间，而非对波动的消除。”他说。　（记者 朱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