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认定党员干部收受“劳务费”行为性质

　　图为近日，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案件审理室针对党员干部违规收受“劳务费”的案件进行集体分析研判，区分不同情形，准确适用纪法规定。 丁安一 摄

　　笔者近年来在执纪执法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收受“劳务费”问题，其中有的甚至收受金额巨大。同时，对于不同收受情形的性质认定和纪法适用，容易存在不同认识。为此，笔者结合具体案例对党员领导干部收受“劳务费”问题分析如下。

　　基本案情

　　案例一：刘某，中共党员，某部委A司原党支部书记、司长，2023年3月到龄退休。2023年9月，刘某经原所在单位研究同意，被聘任为B公司独立董事（兼职），任期至2025年8月。在此期间，刘某在B公司按月领取兼职工资，合计24万元人民币（币种下同）。2024年1月，刘某在未履行审批程序的情况下，被与原任职务相关的企业C公司聘任为独立董事，直至2025年8月辞去职务。在此期间，刘某在C公司领取劳务费共计10万元。

　　案例二：范某，中共党员，某部委某处原处长，2020年3月辞去公职。2017年3月至2020年1月，范某利用职务便利，为私营企业主李某在协调项目审批、资金申报等方面谋取利益。为了感谢范某的帮助，李某与其约定，范某离职后入职李某实控的D公司，不用实际工作，但每年领取劳务费100万元。截至案发，范某以此方式收受李某给予的500万元。

　　案例三：金某，中共党员，某部委所属D出版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D出版社系相关领域图书编写、出版、发行的权威机构。2025年2月，金某赴地方参加D出版社主办并由某大学E学院承办的相关图书编写会。其间，金某仅在会议开幕时作数分钟简短致辞，并未参加会议后续流程。会后，金某收受E学院以劳务费名义所送现金1万元。

　　案例四：杨某，中共党员，某国家局F省设计院工作人员，高级工程师。2019年1月，杨某经批准入选F省评标专家库，2021年4月至2024年11月，其在工作日外出参加F省评标专家库评标评审活动120次，未按相关要求履行请假、报批手续，也未向相关领导说明外出的真实事由，本职工作多次延误，在设计院造成不良影响。杨某参加上述评标评审等活动，每次领取劳务费500元至5000元不等，累计收受劳务费共计18万余元。

　　定性分析

　　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收受“劳务费”的行为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应从行为人是否实际提供了劳务、领取行为是否有法规依据、提供的劳务是否属于本职工作、是否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本职工作、是否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有关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等方面，具体结合个案案情，精准予以认定。

　　一、刘某退休后违规兼职取酬，违反廉洁纪律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2013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拟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外的企业兼职（任职）的，必须由本人事先向其原所在单位报告，由拟兼职（任职）企业出具兼职（任职）理由说明材料，所在单位按规定审核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方可兼职（任职）；凡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凡按规定经批准到企业任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及时将行政、工资等关系转入企业，不再保留公务员身份，不再保留党政机关的各种待遇。

　　案例一中，刘某在退休后三年内，经原单位批准可以在B公司兼职担任独立董事，但不能领取薪酬，同时其受聘担任与原任职务相关的C公司独立董事的行为，并未经原单位批准且领取薪酬，也违反了相关规定。对于刘某的行为，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认定刘某上述行为违反廉洁纪律，退休后违规兼职取酬，并对其违纪所得共计34万元予以收缴。

　　二、范某以政商“旋转门”方式收受好处，构成受贿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十、关于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的相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

　　案例二中，范某离职后“转换角色”到企业违规任职获取高额报酬的行为，是典型的政商“旋转门”。范某在职时利用职务便利为李某谋取利益，李某为了感谢范某的帮助，约定范某离职后入职D公司，不实际工作却领取所谓劳务费，本质上属于权钱交易。范某采取“在位不收离职收”的方式，企图让自己的贪腐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应认定构成受贿犯罪，受贿数额为500万元。

　　实践中，政商“旋转门”往往形式多样，有的如范某一样，在相关公司不实际工作，以“劳务费”形式收受贿赂；有的在实际工作领取工资的同时还收受巨额的“额外付出费”“握手费”等，将贪腐行为与市场行为混在一起；还有的自己不收家人收，在职时为企业谋取利益，并与企业负责人约定在其离职后让其配偶、子女等特定关系人在相关企业以劳务费名义获取高额报酬，这些都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准确加以认定。

　　三、金某违规收受礼金，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

　　案例三中，从客观上看，虽然金某确实赴外地参与了相关工作，但该项工作系其所在D出版社的工作职责，属于职权范围内应该承担的事项，不应领取劳务费，同时其收受的劳务费金额与仅作数分钟简短致辞的劳务显然不匹配。金某收受的实际上是E学院为维系与金某的关系而送其的礼金。金某的行为系以劳务费为名，掩盖收受礼金之实。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应认定金某上述行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对其违纪所得1万元予以收缴。

　　四、杨某未经批准在工作日外出参加评审，违反工作纪律

　　案例四中，杨某经批准入选F省评标专家库，其本可以积极发挥自身专业技能，为相关领域发展做出贡献，但其未经单位批准，长期占用工作时间，在工作日频繁外出参加评标评审等活动，违反了制度规定对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要求和义务。杨某虽然付出了劳务，但却是舍本逐末，严重影响了本职工作开展和单位有关工作制度执行。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应认定杨某的行为违反工作纪律，并对其违纪所得18万余元予以收缴。

（文/李晨宇 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